黨的十八大后，中國政府以強烈的危機意識、憂患意識、精進意識和擔當意識，直面著矛盾和問題，解決了許多過去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重大問題。
在房地產這個矛盾突出的領域，落實中央“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在地方又有新的落地舉動。9月22日~23日，重慶、南昌、長沙、南寧、武漢、西安、石家莊、貴陽8個城市先后出臺樓市新政，限售成為本輪政策的主要特征，購買房子2~5年內不能出售。
這些城市雖然不是傳統的熱點城市，但一個共同特征是近期房價和交易量上漲明顯。“如果去年10月份集中出臺調控的20個核心一二線城市中今年房地產市場仍然存在反彈情況，那么，‘限售’極有可能成為這些城市的‘補丁’政策，發揮抑制投資投機的作用，為樓市降溫，上海、深圳等這些核心城市也不例外。”同策咨詢研究部總監張宏偉認為。
此次8個城市集中出新政策就是一次以問題為導向的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戰役之一，接下來包括限售、打擊消費貸等手段將會穿透式全面擴圍。
堅持問題導向， 哪里問題突出調控哪里、哪里房價上漲明顯，調控就指向哪里。這是房地產調控的新態勢。
房價過快上漲，投資投機需求旺盛，正是上述8個城市收緊樓市調控政策的主要原因。國家統計局8月份新建商品住宅價格指數數據顯示，長沙以16.9%的同比漲幅領漲全國，重慶、西安和南寧的房價同比漲幅也超過12%，石家莊、南昌和貴陽的同比漲幅接近10%。
香港《大公報》援引重慶相關人士指出，重慶今次出臺限售新政，意在阻止各類炒房資金進入房地產市場，防范各類套利機制出現，堵住了部分違規資金進入樓市，同時也防止了資金隨意撤出樓市，攪動市場。
從房價歷史與數據看，重慶直轄20年來，在一線城市和熱點二線城市疲于調控高漲的房價時，重慶房價則一直不溫不火，直到去年下半年，“高房價殺手”黃奇帆離任重慶市市長職務之后，重慶房價才開始出現漲勢，今年二季度以15.62%的環比漲幅位居全國第一。
在不被很多人關注的南昌，目前新房均價已經突破1.2萬元/平方米，二手房均價也突破1.1萬元/平方米。均比去年同期上漲。8月份南昌新建商品住宅價格漲幅列全國第三。
比起北上廣深四大一線城市三年來首現房價全面停漲，以及南京、杭州等15個熱點城市房價環比全面止漲，這8個城市房價調控壓力無疑正在出現。
從市場銷售層面，當前一些城市房價調控出現了一個剛性擾動因素：存銷比。同策咨詢研究部數據顯示，8月份，二線城市存銷比為6.14個月，已連續17個月低于8個月。其中，南昌、南寧、貴陽等城市存銷比在10個月以下，重慶、西安等城市的存銷比在6個月以下。房地產業界一般認為，當存銷比小于8個月時，房價存在上漲壓力。
這種局面之下，在重慶、南昌、南寧、西安、長沙、石家莊等8個城市出臺新的樓市調控政策中，6個城市實施了限售。
重慶就規定，主城區新購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住房須取得不動產權證滿2年后才能上市交易；南昌要求全市范圍內所有新交易的住宅，須取得不動產權證滿2年后方可轉讓；貴陽規定，在當地購買新建商品住房，3年內不得轉讓；南寧則是限售升級，在市區（不含武鳴區）法人單位購買二套及以上住房限售2年。
南昌還提出實行“限房價、競地價”政策。對“限房價、競地價”方式出讓用地開發建設的商品住宅（含商住）項目，在商品住宅銷售及轉讓過程中，實行限房價、限對象、限轉讓（簡稱“三限房”）等政策。“三限房”應優先滿足南昌市戶籍在市區無自有住房的成年市民，并限購一套。“三限房”購房人自《商品房買賣合同》簽訂之日起，5年內不得轉讓。通過繼承方式取得的“三限房”，須在繼承人與被繼承人取得“三限房”時間累計滿5年后方可轉讓。
長沙市住建委9月23日凌晨發布通知稱，在本市購買的商品房（含二手房，下同），取得不動產權屬證書滿3年方可上市交易。同時，收緊限購政策：本市個人家庭戶和集體戶個人，且在本市無房的，限購1套商品住房；長沙市戶籍家庭在本市已有1套住房的，待首套住房取得不動產權屬證書滿3年后，方可購買第2套商品住房。
這波限售最嚴的是石家莊，要求“本市戶籍居民家庭自發文之日起新購住房(含新建商品住房和二手房)的,五年內不得上市交易,購房時間以交易合同網簽備案時間為準”。
與上述6城不同，西安新政并未涉及限售，而是通過商品房價格申報控制房價，武漢則是規范開發商銷售行為。
一邊消除房價風險 一邊加快機制建立此輪房地產全方位治理的憂患意識來自于10多年調控認識和對現階段風險的清醒判斷，也是來自于對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進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可能會被重大風險影響的防范。2016年12月中旬，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的定位，要求回歸住房居住屬性。2016年12月21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四次會議上進一步指出，“要準確把握住房的居住屬性”。
隨后，房價調控與房地產改革的緊迫性與前瞻性，以之前未有的步伐、手段向治理目標推進。
限售發起于廈門。3月24日，廈門發布“限售令”，規定居民新購住房需取得產權證滿2年方可上市交易，成為全國首個限售城市。
截至目前，全國有近40個城市加入限售行列，最長限售期長達10年。
5月開始，住建部加快了長效機制配套政策的出臺，當月，我國第一部明確規范住房租賃和銷售管理的行政管理法規《住房租賃和銷售管理條例》，正式開始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
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強調，要穩定房地產市場，堅持政策連續性穩定性，加快建立長效機制。當月，住建部聯合9部門印發《關于在人口凈流入的大中城市加快發展住房租賃市場的通知》，明確在12個重點城市加快推進租賃住房建設，培育和發展住房租賃市場。
8月，國土資源部會同住建部，確定在13個城市首批開展利用集體建設用地建設租賃住房試點，主要供給新市民。
在地方，7月7日，上海市出臺《上海市住房發展“十三五”規劃》，著力建設“購租并舉”住房體系。7月10日,廣州市公布《加快發展住房租賃市場的工作方案》，提出“16條”大力扶持住房租賃市場發展。7月21日，佛山市開展全國住房租賃試點工作動員會議，下發9項租賃市場實施方案。
在北京，按照計劃，2017年至2021年預計供應25萬套自住型商品房，這部分房源都將按照共有產權住房的辦法執行，這不僅影響開發端生態，還促使了供地端進行變革。
綠城中國董事會聯席主席、藍城集團董事長宋衛平在接受中國房地產報記者獨家專訪時說，他現在最關心的一個事情是大學畢業生、外來務工者、低收入群體、藍領工人等群體的居住問題。“大學畢業生是中國的未來，是現代科技、現代文化發展中的主體力量，但他們現在的居住問題還沒有很好地得到解決。他們即我們。”
宋衛平說，中國每年有600多萬人從大學畢業，其中有部分人是從鄉村、鄉鎮、三四線城市流向經濟發達、機會較多、社會資源比較集中的一二線城市及省會城市，他們帶著夢想與希望。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也擺在他們的面前，那就是居住問題，他們只能艱難勉強地租房生活，節衣縮食、不敢冒險地生活。以他們現在或者未來的收入計算，大部分人在一二線城市實現買房會遙遙無期。
“這些人支撐著這個國家的日常運營與生活，他們勞動強度大、勞動條件比較差，承裁著中國經濟生活中最重要的、最基礎和最繁重的工作，同時也是一群職業尊嚴嚴重缺失的人，約有2億～3億人，大多來自農村，進入城市多年，主要租住在城中村、近郊區域，過著漂泊生活。我們要做出合情合理的安排與保障。”
一座城市住房生態鏈關乎國家發展進程。今年，對高房價問題產生重要社會影響的有兩篇報道，一篇為《一枚中科院科研人員的自白：我為什么選擇離開》，一篇為《華為員工：表面光鮮工作十年買不起房》。前一篇作者講述了從北大本碩博畢業后進入中科院北京某所工作，最后卻因買房、子女入學等現實問題，含淚告別中科院轉戰外地。后一篇華為員工講述了他們對深圳買房居住和孩子上學的絕望、悔恨、困惑與糾結故事。
“北京的房子太貴了，這個是客觀事實。”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科學院院士王家騏在今年全國兩會時說，即使用他一輩子的身家，在北京也買不起稍微寬敞一點的房子。
房價過快上漲的背后，有著發展時代糾合的多種因素，但有一點被人們共識，就是炒房。9月6日發布的《2017胡潤財富報告》稱，在千萬富豪和億萬富豪中，有15%富豪是通過炒房實現。
華安基金首席經濟學家林采宜在9月23日的第三屆復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從人口和收入表達了自己對房地產消費新局勢的觀點：從人口因素看，很多人沖到三四線買房子，這是慣性的“60后”、“70后”思維；而今后十年，是“90后”，“00后”買房。但“85后”、“90后”、“00后”的人口基數和“60后”相比，減少40%以上，而房子是用來住的，這就必然導致購房人數會減少。
從收入角度看，“60后”、“70后”曾經歷的年均收入增長20%以上的收入高速增長時代只有在經濟保持高速增長時才可能實現，如今高經濟增速時代不再，居民收入增長速度與以往相比也在下降。
林采宜聲稱，“抱著死腦筋去買房的人，抱著錢跑到三線四線城市去買房的人，我替他們感到難過。”
克爾瑞研究中心分析師楊科偉認為，這次限售政策對需求端最大的影響就是改變此前“急買急賣”的短期持有心理，通過降低交易頻次，消除短期獲利心理，以抑制投資投機性需求，符合中央“房住不炒”的精神。
金融更是發力調控。銀行今年來一直在按照銀監會嚴厲要求，拉起防控房價波動風險的防護網，首個手段就是收緊個人按揭貸，這也不難理解為何近期銀行界紛紛強化房貸審批措施、提高首付比例和利率、控制房貸總量。但這仍不能防止“加杠桿”投資投機客的“拋盤”行為。樓市“限售”政策因此作為補充隨時跟進。
張宏偉認為，“限售”時間定為“須取得不動產證滿2年或3年后方可轉讓或辦理析產手續”，在樓市下行周期的作用在于：鎖定2016年下半年以來處于高位的房貸資產，不讓其交易，不讓其出現貶值，防止由于房價下降而帶來的銀行系統性金融風險；同時，“沉淀”在房地產的大量投資資金因“限售”留在國內，防止了資金外流，也為實體經濟改革與復蘇提供了更長時間的窗口期；并為樓市長效調控機制相關措施（不動產登記、房地產稅立法等）的醞釀出臺贏得時間。
“在短期內，限售或會造成房地產成交量的回落，隨著調控周期的拉長，一些地方開發商降價走量的可能性加大，預計更多項目將加快入市。”楊科偉預計。
有社會分析人士認為，一座城市本身應該是一個生態鏈，可以給處在城市各個層次的群體予以生存生活的環境以及向上流動的機會。生活在城市的族群，既需要努力奮斗的耐心，也需要理性的選擇。“時代的聲音、人心的向背往往是通過問題、風險或者危機的形式來表達。也正是在對問題的解決和風險的化解過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將變得更加成熟定型。”
